截至2020年6月为止12个月，孟加拉国成衣下降18.12%。 与2019年同期相比，成衣出口额下降至341亿美元。孟加拉国财政年度计算是从7月到6月。 具体来说，与去年同期相比，针织成衣下跌17.65%至169亿美元，梭织成衣下跌18.58%至172亿美元。棉花和棉花产品出口减少12.22%至1.522亿美元。 孟加拉国最大成衣出口国是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德国、美国。在棉布出口方面，英国、缅甸、印度是最大的国。 孟加拉国成衣部门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备受挑战。 稍早孟加拉国总理SheikhHasina在国际劳工组织(ILO)虚拟全球高峰论坛(VirtualGlobalSummit)的全球领袖日(GlobalLeaders’Day)表示，新冠疫情已造成数十亿美元出口订单损失和大量失业。 世界银行(WorldBank)已预测，孟加拉国将损失20%以上汇兑盈利，相当于40亿美元。 上个月承诺提供3.34亿欧元(折合3.71亿美元)，旨在帮助孟加拉国政府对抗此流行病，特别是提供出口工人现金援助。
7月4日-6日，2020时尚深圳展在深圳会展中心盛大举办，赣州纺织服装产业带36家品牌服装企业和赣州纺织服装产业带五个县(市)集中参展，打造“赣州时尚馆”，成为时尚展上一颗耀眼的明珠。在本次赣州时尚馆矩阵中，江西巴迪小虎服饰有限公司和江西歌伦服装有限公司的参展格外亮眼，两家企业的服装在展会期间走进深晚&网易直播间，畅谈赣州纺织服装产业带的新势能。 歌玲GELING女装欲打造国际知名品牌 歌玲GELING女装营运经理马学明和铂林时装设计总监祝文博在网易直播间详细介绍了品牌的运营情况。马学明透露，品牌前身是做服装加工、代工，因此品牌所选用的很多原材料，跟国外一线或是国内一线大牌的品质相比都不差，价格上十分具有优势。品牌在江西、东莞、深圳都有工厂，供应链上有很强的整合优势。因此，品牌定位是打造国际知名大品牌。 铂林时装设计总监祝文博介绍旗下歌玲GELING女装以音乐元素为设计元素定位的优雅轻奢女装。年龄段定位在25-38岁左右，客户群体是优雅、精致并对美有强烈追求的女性。品牌注重品质和舒适，大部分面料都是使用天然的，如真丝一类的高档面料。希望歌玲为客户带去美的感受。 巴迪小虎计划2025年将实现独立工业园区并推动巴迪小虎挂牌上市 东菀市巴迪小虎服装有限公司童装中心副总经理张涛介绍，江西巴迪小虎服饰有限公司是东莞巴迪小虎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集团总资产已超过50亿元，拥有员工1800人，是一家自主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时尚童装、幼儿园服、中小学校服、纺织用品等集团化管理公司。公司自2010年成立以来秉承先进的管理理念与科学管理方法领先于区域与行业，是最早实现科学化、系统化、流程化、制度化、规范化等管理企业之一，下属集团总部、书包厂、棉袄厂、服装厂(东莞工厂、陆丰工厂、宁都工厂)，包含巴迪小虎童装中心、幼儿中心、小豆茄茄园服中心，小手大手校服中心四大营销中心，园服行业唯一一家投资100万面辅料检测实验室，业内单厂拥有全自动化电脑裁床数量最多厂家之一。 江西巴迪小虎服饰有限公司坐落于宁都县工业园赣商创业园B区，公司租用厂房占地面积4.2万平方米，员工宿舍及办公等配套设备4万平方米，第一期累计投资额超过1.5亿元，现代化园区、标准化厂房、人性化管理、捆绑合作共嬴模式。48条以上服装生产线，年度累计生产900万件套成品服装，规划人数1500人，到目前为止公司已有工人300人，共16条生产线，日产量超过10000件套。 江西巴迪小虎服饰有限公司第二期建设投入金额超过1亿元，将达到48条智能化服装生产线，年度累计生产1500万件套成品服装。
7月1日开始，淘宝店店主Lily设置了一个自动答复，“亲，因为国内专柜全部撤柜的关系，现在只能日本代购，代购周期10-15天，遇到节假日和清关等问题或有延长，请理解”。 Lily的淘宝店开了五六年，主要从上海各大商场代购日本森系风格的服装品牌EarthMusic & Ecology，这家品牌创立于1999年，曾经是日本国内女装第一品牌，一年卖出256亿日元。不过在中国市场坚持了八九年后，疫情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EarthMusic & Ecology近日宣布，“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对全球经济，特别是零售业造成了极大冲击。现经母公司股东大会慎重讨论，决定重组业务，暂时退出中国市场。”同时退出的还有同集团的Samansa Mos2。 疫情加速了快时尚品牌的集体危机。商场门可罗雀，很多品牌不得不选择“自我了断“。2020年以来，就有Old Navy、Esprit、Earth Music & Ecology、Samansa Mos2、Superdry等品牌先后败走中国。 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两年前从快时尚转行到体育用品零售公司的袁元发现，“最近到公司面试的人，有不少是原本在MUJI工作的员工，他们所在的门店被直接down(关)掉了。” 不止中国，类似败退、收缩的趋势是全球性的。比如作为快时尚代表的ZARA，其母公司Inditex集团不久前宣布，未来将关闭1000-1200家实体店，这个数字将占到它门店总数的16%。 快时尚似乎进入集体水逆期。 关店潮背后：国际快时尚节节败退 其实这个锅不能全让疫情背，毕竟Old Navy在2019年11月就宣布了要撤店的消息。 作为GAP集团旗下的子品牌，Old Navy进入中国六年时间，一直按照正常节奏开店。一名Old Navy北京门店的店长向AI财经社透露，“关店挺突然的，中国区的老大也是突然收到的通知，那会重庆门店刚刚开业一个多月。” 该店长推断，关店与不赚钱有关。“Old Navy在中国经常打折，而且折扣很低，三到五折。2019年中，中国团队意识到这个问题，把折扣调回到七折，但当月门店的销售很惨，亏损厉害。因为消费者习惯了折扣，都等着打折才买。” 有关定价的两难他一直想不通，“Old Navy在美国也经常打折，卖得还挺好。” 本土化是国际快时尚在中国发展中的一个灵魂拷问。先后在H&M和ZARA工作过的业内人士陈朝阳认为，国际快时尚品牌的强项是全球供应链，但这也带来了产品上的劣势，因为是全球战略，所有产品都一样，不会给某一个国家特别的政策。 以GAP为例，其定位是年轻人群，但是中国的年轻人正在经历消费升级，同80后相比，90后、95后在审美上更加追求个性化。“GAP和Old Navy缺点是设计上没有优势，主打美国休闲风。但过于休闲，所有的牛仔裤都是直筒，连九分裤都没有，所有的衬衫，清一色格子。同样去年退出中国的美国品牌AA，主打的是欧洲沙滩风，以现在的审美看，产品也没有什么竞争力。” “现在说被抛弃还早，至少是慢慢沦为二线品牌吧。”在陈朝阳看来，消费升级直接将一波快时尚的“前浪”拍在沙滩上，正如当年H&M和ZARA进入中国时将美特斯邦威和森马拍在沙滩上。同国际快时尚品牌相比，当下涌现出很多设计师品牌，性价比也高，分流了部分消费群体。 除了本土化的通病外，快时尚的低潮也叠加了各品牌自身的痛点。H&M在2014年之后降幅明显，一是跟产品有直接关系，品控不稳定，产品设计上也给消费者一种万年不换款的感觉;二是动作太慢，物流和售后服务体验较差。 相比之下，ZARA做电商更早，产品设计更新较快，让顾客一进店就能看到新款。但ZARA子品牌的发展态势仍不理想，“除了Massimo Dutti定位中高端、走精品品牌路线，其他品牌比如Bershka、Stradivarius、Oysho设计均是跟ZARA差不多的风格，定位不够清晰。”陈朝阳分析。 据其透露，ZARA是在2015年开始尝试品牌集群的新模式。在跟商业地产的业主进行谈判时，ZARA会跟业主谈周边商铺，想带其他子品牌进来，这些子品牌主要针对的是25岁以下人群，这个群体可能正在读书或者刚参加工作，当年穿着时尚的还不多。但随着群体需求变化，子品牌产品线不再符合中国市场口味，根源还是不够本土化的顽疾。 日系服装品牌在国内则一直比较尴尬：在优衣库之前，日系服装的存在感并不强，伊都锦Itokin、好俪姿Honeys不敌H&M和ZARA，逐渐从市场淡出，而大众最为熟悉的MUJI，其实其家居用品类才是销售大头儿。 陈朝阳分析，MUJI服装缺少设计，多是棉麻基本款，虽然可以，但是价格下不来，消费者觉得“不值”，所以MUJI在中国会出现销售下滑;相比之下，优衣库算是近年来比较稳的日系品牌，其他快时尚品牌只能穿一季，而优衣库基本款居多，使用寿命更久，且产品不断降价。 风向交替：运动潮牌抢走风头 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市场是最具消费潜力、也最多变的地方，但没人搞的清楚消费者到底喜欢什么。 在过去的几年里，曾经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进入中国市场的快时尚品牌，一个个悄悄败退。本土化只是问题之一，毕竟国内的快时尚品牌拉夏贝尔、美特斯邦威过得也不好。…
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每10件毛衫当中，有7件产自濮院，大家还不快来买。”3月20日下午，浙江省桐乡市委副书记、市长于会游现身直播间，为濮院毛衫“带货”。 很“拼”的还有石狮市市长黄春辉，他近日也变身“主播”，号召大家“春暖花开的时候，穿上这件衣服，去见你想见的人，成为街上最靓的仔！” 疫情之下，大量服装企业出现了海外订单延误取消，线下实体店库存积压，现金流告急，物流受阻等一系列难题。有网友调侃，战“疫”是中国打上半场，外国打下半场，而对于业务以为主的服装纺织企业而言，他们更加艰难，要打满全场。 全球服装供应链的蝴蝶效应 2020年3月中旬，Adidas曾宣布，暂时关闭欧洲和北美的Adidas及Reebok门店，欧洲门店于3月18日关闭，美国和加拿大门店则于3月17日关闭。 另一运动巨头Nike也于3月15日宣布关闭美国所有线下零售门店。Nike在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零售门店从当地时间3月16日开始关闭。 海外疫情的持续扩散，对于中国服纺外贸企业而言，又是一次严重冲击。据中国服装协会第三次调研显示，46%被调查企业反映，国内订单大幅减少的同时，出口订单也面临下滑或被取消，物流受阻，压力巨大。 “我非常焦虑，三个月来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1、2月中国疫情严重，工厂无法生产，海外客户急催订单，我心慌。现在欧美疫情大爆发，客户不催了，开始取消订单，甚至推迟4月-6月的订单，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宁波一家服装厂负责人许先生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这家企业早年主要为欧时利、VERO MODA、Zara、H&M等品牌提供布料，其生产的布料相继出口到荷兰、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及迪拜、澳洲等。 许先生告诉记者，一件衣服在到消费者手中之前，其实已经周游了半个地球。“韩国和日本的服装公司在中国订购布料后，运输到东南亚的自建服装生产厂进行成衣制作，最后成品衣服再被运送至欧美国家进行销售，这就是服装产业链全球化的一个缩影。”许先生表示。 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和服装出口国，中国服装出口占世界服装出口的比例在35%以上。 但是，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1-2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为298.35亿美元，同比下降20%。其中，纺织品(包括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额为137.73亿美元，同比下降19.9%；服装(包括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额为160.62亿美元，同比下降20% 天津一家老牌服装企业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疫情对我们的打击太大了。账上现金流都是负的，为了能够撑下去，前段时间我们这些商家还去物业处要求减租。去年底的时候接了几批欧洲的订单，目前都已经被取消了。复工到现在并没有接到新的订单，开店也没有客人，目前只能通过淘宝直播的方式来去库存，原来五个合伙人现在只剩下我跟另外一个合伙人了。” 直播、转产、合作企业要学会自救 危机之下该怎么办呢？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仍然难以预测，对外贸企业的挑战短期内很难完全消除，外贸企业既需要国家出手帮助，也需要自救。一方面需要国家对外贸企业的支持，让他们能“活下去”，包括资金支持、税费减免等“组合拳”；另一方面，外贸企业也应该寻求转型，利用国内市场规模、产业规模、产业集聚等优势，积极拓展国内市场。 危机之下，不少企业纷纷采取各种自救措施，通过转向线上和内销，或寻求合作等方式来降低风险。 例如，虎门的外贸企业几乎全员上阵，老板就是销售员，每天在朋友圈和各个微信群推广自家产品，通过社交工具渗透对接需求，尽量减轻损失。 美邦服饰则表示，依托于平台、微商城及社交软件等新零售工具，公司打造三大业务场景，既做现有存量店铺的增值，更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的购物体验。从2月初至今，在微信端发展了数万“零售合伙人”，目前突破数十万单交易、超百万件商品，而该势头还在进一步扩大。 东莞的很多企业转产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其中，戴世拉链已为多家防护服企业提供拉链配套，为更大力度支持战“疫”，该公司还成立了防护服拉链专用车间。 红豆男装则推出了购买服装送口罩的活动；茵曼、拉夏贝尔等品牌玩起了“福袋”活动，通过推出不同价位的福袋，增加与消费者的互动，实现品牌宣传和清理库存的双赢。 北京服装学院教授郭燕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疫情过后，全民健康产业必将迎来爆发式增长，健康、养生将是人们未来生活主题。对于服装行业而言，消费者会更关注健康的、功能性服装产品，因此会极大地推动健康服装产业、功能性服装产业以及民用防护用品等产品的爆发式增长。 “所谓危中有机，一旦加剧，中国可能会丢掉此前积累的竞争优势。因此，对服装企业而言，除了做好防疫外，尽早全面复工是当务之急外。此外，企业还要开创高性价比产品，注重单品类的品质，增强产品的文化属性，增强客户的黏性，同时做好在线化营运，线上线下完全融合，实现产品在线、服务在线、设计在线。”郭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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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贴着一张张“青山一道，同担风雨”“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等深情寄语标签的防护服从柯桥区发往意大利米兰市。据悉，这批经CE认证的3000套防护服均是“柯桥造”，总价值20余万元，将用于当地市政当局和医疗系统。 据了解到，这批柯桥区驰援意大利米兰的防疫物资由凡特思集团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木林盛贸易有限公司、绍兴凯明纺织品有限公司、浙江红绿蓝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绍兴博成纺织品有限公司、浙江莉莎贝拉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等柯桥重点外贸企业出资发起，区政府、区慈善总会组织协调，最后由米兰华夏董事长周小燕代为送达。 意大利米兰是欧洲的时尚之都、纺织之都，柯桥正在努力打造“新时期的国际纺织之都”。两地曾签署友好交流合作备忘录。落户中纺CBD的米兰·柯桥馆和已在意大利落地的丝路柯桥·米兰馆成为柯桥和米兰两大时尚之都间产业合作的桥梁和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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